老年人无处安放的性与爱：被禁锢的与被诉说的

　　他跟妻子“老早就分开玩了”，但他从没考虑过离婚，“想都没想过。”他们在一起熬过了最困难的时候。

　　情感泛滥的，宣泄；情感匮乏的，汲取。敢于逃脱情感牢笼的老人声色张扬，但在公园不起眼的角落里，零零散散的落单老者甘愿将自己活成背景。

　　他们因失语而感到安心，不去过多地考虑危险的词语，驯服的性情给他们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欲望”“顺其自然”地磨灭，“情感”“顺其自然”地消亡。

　　回望逝去的光阴，蓝天白云依旧，但关于亲密，关于爱，还飘荡在风中，日光下不见影。

　　1962年的上海，30岁的陈德钦顶着被“下放”的“惩罚”与妻子结婚，这样的自由恋爱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

　　同年的湖北，19岁的陈焕正在农田里奋力耕作，在他的记忆里，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人人都在奋力建设祖国，“赶个集都要快去快回，哪有时间谈情说爱？”

　　四年后的1968年，陕西的陆建国遇见了一对到延安插队的夫妻，两个人离得十丈远，丈夫只敢在没人的地方偷偷照顾妻子。

　　1978年恢复高考，学生还是天天“写大字报，搞批判批斗。”河南的杨信记得，男女生完全不敢在一起交流，被抓到的话就要被“批斗开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文化、伦理与政治因素，性在当时是中国社会的禁区，在全民建设祖国的浪潮中，禁欲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的主旋律。到了“文革”时期，对其的打击更是登峰造极。

　　当时的“自由恋爱”，稍有不慎就会被冠上“乱搞男女关系”的帽子，随着爱情消失的，可能是学习工作等重要的人生机会。因此，年轻男女们彼此向往，却又不得不保持距离。

　　不论初中、高中还是大学，都对性教育讳莫如深，实际上，中国第一部带有一点性启蒙色彩的中小学性教材的出版是2000年以后的事了。性成了神秘的个人修行，不解的少年心事。

　　杨信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亲戚的婚礼。在婚礼前，父母会托亲戚、邻居给新人准备大枣、核桃、花生等象征着多子多福的吉祥食物，等到新人进入洞房后，亲友们就会把它们拿进新房，再当着小夫妻的面，“把枕头里的东西一取，然后把这些东西（干果）装回去，篦头不要缝死，漏一个地方”，杨信说，长辈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慢慢向夫妻解释如何进行性生活。除了这种方法，杨信的长辈还用“穿针引线”的动作暗示过他。

　　上了高中，课堂内容都与农业有关，除此之外，便是“闹革命”。课外时间杨信总要去地里上工，一片农田分成两半，男人一边，女人一边。辛苦劳作之余，总会有些消遣。“那时候，男人们都凑到一起，有人就会开那方面的笑话，说着说着大家都懂了。”杨信表示，他对性的了解就是从这些隐晦难懂的暗示中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