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金银器上打印或錾刻店铺、产地、工匠名字外，还出现了用诗词铭刻作装饰的风气，如邵武故县窖藏中的鎏金夹层八角杯（图五：5b），杯内刻《踏莎行》词一首，与外壁装饰的建筑、戏曲人物相呼应，既增添了观赏性，又提高了器物的品味。
此种器物多用于供奉，往往刻有铭文。福鼎三福寺塔刹中出土的两尊鎏金银佛像器身上刻有“信女陈十五娘舍金佛像一躯镇于宝塔头上舍身同圆佛果”“黄知孤舍佛一躯，舍生同佛果”；盛有宝珠的银盒，器底刻有“四息三有，同超法界”“信女黄四娘舍宝珠二匣镇于宝塔共愿报”（图一一）。说明宋代金银器已成为善男信女供奉佛教的重要器物。
据统计，迄今为止，国内已见发表资料的宋代出土金银器近千件[14]，其中福建省有270多件，占全国四分之一还多。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宋代福建金银器手工业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究其原因，结合史料可作一探讨。
宋代福建金银矿产资源和采冶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是全国最重要的银矿中心。金矿有汀州一处，《闽书》记载：“金矿。宋天下州郡金冶十一，汀其一，岁贡金一百六十七两。”[15]而银矿数量庞大，宋代全国有矿场51处，而福建就有26处，超过半数。朝廷当时设立了三个管理金银业的机构——监，其中一个就设在福建建州——龙焙监。“银矿。宋产银之监，天下有三，闽一，建州曰龙焙；场五十一，闽二十有六：福州之宝兴，漳州之兴善、毗婆、大深、严洞，汀州之黄焙、龙门、宝安，南剑州之龙逢、宝应、王丰、杜唐、高才、赡国、新丰岩、梅营、龙泉、顺昌，邵武军之焦阮、龙门、小杉、青女、三溪、黄上、同福、磥祭。冶，天下八十四，闽六：汀、漳、泉、福州、南剑、邵武。”[16]
宋时，金银采冶业每个单位下分“场”“冶”“坑”。“场”是采矿场；“坑”即是矿，每个场下管若干个坑；“冶”是冶炼厂，矿石材料往往靠数个采矿场供应。官府不具体经菅，只在重要矿冶中心设有“监”“务”主管征税事务。宋代时福建矿业在全国名列前茅。《宋史·地理志》所载宋代银出产地，福建在宋代福建路的福州、建宁府、南剑州、漳州、汀州、邵武军的17个县有40个银场。闽北则是主要矿区：建安有石舍、永兴、丁地三银场。浦城有余生、蕉溪、角竹三银场。建阳、政和、邵武、光泽有太平银场……《文献通考》卷二十二载，元丰年间全国各路进奉金银的数量大约16万两，而福建路就有了3.7万两，约占全国五分之一。另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十三载：元丰元年（1078）产银量较多的四个州中，福建南剑州的将乐县安福场以年产银51227两而名列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