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普遍运用锤鍱、錾刻、凿印、镂雕、铸造、焊接等技法。高浮雕凸花工艺离不开高超的锤鍱和焊接技术。镂雕技术更趋完美，并往往与其他技法结合使用，如福州黄昇墓出土的鎏金心形银薰（图一：3），由两个心形的银片扣合而成，镂空的花形纹样由银丝堆累焊成，显得玲珑剔透。
（3）夹层铸造和重瓣技法的运用，增强了金银器的厚重视觉效果，特别是夹层铸造为宋代以前金银器制作中所罕见。邵武故县窖藏中的鎏金夹层八角杯，内壁素面上錾刻文字，与外壁上的凸花纹饰分别制作，最后合璧，这样内外壁既互不影响，又相得益彰；鎏金菊花银盘（图五：2b），主要装饰特征即为重瓣，将盘内底作成花蕊，盘内壁作成两圈细密、规整的花瓣，整体呈现出繁复、精美又富丽堂皇之效果。
（4）鎏金器数量渐渐增多，并占到一定比例。邵武故县窖藏中的鎏金银器达三十余件，且件件制作精美。福州许峻墓的鎏金执壶、碗、盏在器物上刻划梅花、花鸟图案，再施以鎏金，美轮美奂（图三）。
杯、盏、盘有圆形、五角形、五曲形、六角形、八角形、重瓣菊花形、瓜形。梅瓶等是新出现的典型物。邵武故县窖藏银器中的各式花形杯、碗、盘、盅、碟等，也大都不见于唐代金银器中。
繁复的曲瓣花形，往往根据器壁式样，采用因器施画的布局形式，达到装饰与造型的和谐统一。如五曲梅花银盘（图五：3b），盘心凸印月亮、折枝梅花和海水，层次分明，布局精妙，充满诗情画意；团花造型的碗、盏，则以器内底作花蕊，器内壁作花瓣，构思极具匠心，使器物整体看上去就像一朵盛开的鲜花（图五：1b、2b）；还有一些器皿，如邵武故县出土的鎏金夹层八角杯（图五：5a），其器壁外的主题纹饰以开光形式分布八面，上下边饰花叶、卷草，纹饰布局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很好地表达了主题内容。
如福州市冶山路出土的白瓷银扣碗（图四），在瓷碗的口沿镶银扣；邵武黄涣墓出土的漆茶盏、漆盏托（图六：5），口沿、底足镶银扣；福州北郊茶园山出土的“转官”心形佩饰（图二），通体镀金，牛角梳用金边包背等等。反映了宋代社会之富裕阶层极为考究的生活习性。
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各地金银器制作行业十分兴盛，金银作坊、商铺间竞争加剧，反映在器物上，就是有铭款的金银器显著增多。为了维护商业信誉，制业者往往将行名、匠名及产地打印在金银器上，如上文所述之“张念七郎”（图三：9b）“尹一郎”“吴七郎造”“李四郎”“元良”“朱十二郎”“吴七郎造”“李四郎”“□千一郎”“张十郎”“张六郎造”等等。这些批量生产的、形制和纹样雷同的作品，形成了一定的模式，显示出当时商品经济已十分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