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喀什沙尘还在肆虐，昏黄天地间这座古城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而天边橘黄色的太阳就像这个老人守着他将熄的油灯。来喀什五年差不多要适应这种生活了，每年三月下沙，持续到五月底，混沌的天空会在一场雨后变得清明，才能看到这个城市些许春天的气息。但即便是春天，这个城市还是永远给人土黄色的感觉，似乎西风带来的塔克拉玛干的沙尘永远也翻不过不周山，它们被滞留在喀什这座古城。还记得刚来新疆的时候，火车过了轮台县就基本再也看不见绿色了，偶尔能见到黢黑的骆驼刺穿插在轨道两边的防沙带里。即便火车关着窗户，一觉醒来，桌子上头发上鼻孔里都是细密的黄沙。对于准备前往一个完全陌生且十分偏远的地方去工作的人来说，火车无疑是最好的交通工具，景色的过渡会让人的内心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不仅适应环境的变化，更在适应孤独的蔓延。我对面坐着从甘肃上车的几个妇女，是去阿克苏捡棉花的，有几个很明显是第一次出远门，因为在她们挂着高原红的脸蛋上透出了难以掩饰的羞怯和兴奋。有时候幸福真的可以很简单，从她们的谈话中我知道棉花成熟的这一两个月她们的收入可以抵得上家里田地一年的收成，想想还真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在阿克苏车站送走了大包小包的她们，整个车厢顿时空了下来，只剩下几个维吾尔族的老乡若有所思地凝着车窗外出神，钢轨发出有节奏的摩擦声。火车有些晚点，但我还是在傍晚抵达了喀什，迎接我的并不是想象中的热浪，喀什夏季的晚上的风凉凉的，带有白杨树青涩树叶的气息。意料之外的是我并没有等到提前约好接我的人，于是在喀什火车站的旅馆住了一晚后，第二天清晨在314国道边拦了一辆开往塔县的货车。08年硕士毕业后我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担任妇产科医生，对于一个从四川巴州农村出来的孩子来说，这份工作是我那个贫穷破败的家唯一一个能在亲戚面前稍稍抬起头的谈资了。如果日子能按部就班地进行也确实是一件好事，我会和本科就在一起的男友商量结婚，他在骨科我在妇产科，然后一起经营起一个温馨的小家。但生活怎么忍心看你把它过得如此风生水起？在11年他劈腿了，提出了分手。我想那时候我应该是失望到极点了吧，没有哭闹，点头同意，在分手的一个月后，我例假没有如期到来，我怀了他的孩子。父亲觉得这件事丢了他的脸，脑溢血一个月后撒手，死前甚至拒绝见我最后一面。母亲求嫁到绵阳的姑姑收留了我，打胎，休养，疗伤。再回到北京我已无法正常工作了，浑浑噩噩过了一年最终还是辞了医院的工作。一年时间其实挺长的，足够我染上烟瘾再戒烟，也足够我身上每个细胞凋亡再重生，但不足够我忘记一个爱过又伤过我的人。在得知有援疆计划后我毅然决然报名参加，我报了一个我能在地图上找到的最远的一个点，那就是塔县。那天早晨的雾很浓，柯尔克孜族司机师傅却不愿意把车窗摇上来，他觉得难得有这样的机会真真切切地融在空气里。汽车像一条锋利的梭划破粘稠的空气，我就像被世人遗忘的孤儿被甩向了塔县。去往塔县的这条路是中巴友谊公路，因为它从喀什直通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当地民谣“一里烟尘半副枯骨”，说的就是这条路，当年国家出动部队修通了这条连接两国的生命公路，每公里的路基下都埋葬着因为修路死去的英烈。就是这样一条艰险的公路却是塔县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该怎么形容这条路呢？援疆五年，在接送病人时这条路我走了无数遍，早晨在塔县的艳阳天里出发，半道就会遇到劈头盖脸的冰雹，会毫无征兆地遇到塌方，会突然撞上暴雨而后遭遇滔天大浪的泥石流，会在达坂上碰上能掀翻大货车的大风，也会在最绝望的时候看到路边出没的红狐。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来接我的叫老马的人在前一天就从塔县出发了，但因为塌方被堵在了一个叫老虎口的地方，道路在一天后疏通，我们也因此错过了。老马搓着手对我说，我算幸运的，因为有的时候塌方的山石堵在路上，来往的车辆会被堵一个星期。有一次红其拉甫哨所的一个小战士突发疾病，连队连夜往喀什送，在途中遇到了泥石流，采用人力背运接力的方式才把那个小战士运送过泥石流路段。当地驻军抢救一个生命都需调动如此规模资源，更不用说医疗资源匮乏的医院了。很多难产或是急病的患者都死在这条路上了，因为即便一路顺畅，蜿蜒的山路也得走将近一天。在塔县行医真的太需要忍耐了，一个生命的逝去也许只是因为没跑赢这短短的三百公里，你会觉得生命如同握在手中的细沙，越用力却越留不住。所以在塔县，忍耐的不仅仅是孤独，常常还需要忍耐无助和麻木。那天我是在傍晚达到塔县的，货车师傅把我放在国道边的一个饭店边，说来塔县工作的人都会在这个饭店做停留。司机师傅开走后在一片烟尘中我看到了饭店的老板，一个断了右腿的中年妇女，拄着拐杖吃力地从低矮的房门里走了出来。见我背着行李，忙伸手来接。“你可算来了，老马说你今天应该能到，我从下午就在等，每一个过去的车我都要看两眼，老马说一个内地来的女研究生，准是你了。”的确，我和他们的确很好区分，她的神态不过四十来岁，但面容却似乎比内地六十岁的老人还显衰老，皮肤仓黑，满脸被风沙和紫外线刻满了沟壑。“我自己来吧。”我把包顺下来放在店铺门前的一张木头床上，她转身进屋端出一盘切好的西瓜，放在床上的小桌上。“来，一路上累了吧，吃牙瓜解解渴。”她还是用手搓着身前那条围裙自顾自地说着，“咱们这个地方小，只有这个条件，招待不周你也别嫌弃。”说实话，我一点也不会因为她的热情而觉得有丝毫放松，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面对一个陌生的人的热情，总会显得手足无措，更何况，她的热情似乎是一种极其害怕我转身离去的挽留。我本是一个和他们一样的普通人，我深知我受到了超出寻常的待遇，不是物质的，是她眼神中的那种惶恐、期待、不安、渴望。在谈话中我得知饭店的老板叫张茹，随丈夫转业到塔县，丈夫在电网工作，三年前因病去世，死后就埋在塔县一处向阳的山坡上。他们有一个女儿，嫁到了库尔勒，四年前离婚了，孩子判给了母亲，现在在库尔勒开了一个商店，一个人拉扯着孩子。自己本来在县小学教语文，十年前一场特大暴雪为了找自己班上放羊失踪的学生冻伤了腿，截肢了。后来小学和中学合并了，校领导考虑到她上班不方便，就给她办了病退，虽说不再去上班了，但自己怎么也闲不住，经常往学校跑，再后来学校里那些老师辞职的辞职，调走的调走，连一个面熟的也没有了，新来的老师也不愿意和她打招呼，于是她就不再去学校了，开了这家饭店，打发时间。我问她为什么不去库尔勒和女儿一起生活，或者把女儿接回身边，好歹有个照应。她说塔县的小学虽说双语授课，但班上连一个汉族学生都没有，把外孙女接到塔县怕耽误了孩子的学业，自己腿脚不方便，去女儿家更是负担。张茹无意间说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话，她说，他丈夫把一辈子都献给了塔县，年轻的时候在塔县当兵，得了一身的病，后来转业到电力局，死在了工作岗位上，至死他丈夫都没有离开塔县，她要在塔县陪他。老马在太阳已经快要完全落山的时候风尘仆仆地撞进了饭店，错过给他递水的张茹径直朝我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说：“对不住啊对不住，你千里迢迢从北京来这，我还没接到你，老张给我打电话说你到了我才放心，实在是对不住。”他的手很粗糙，青筋暴起。他的眼里和张茹的眼里有同样的东西，紧张不安却满怀期待。他们把我让到一张灯下的桌子上坐下，张茹端出一个煤油炉子，上面已经煮着一锅羊肉汤，接着她从后厨拿出两个番茄切碎放到锅里，乳白色的汤汁逐渐变得红润起来，老马也过去帮忙揪面片也许是从小家庭温暖的缺失，恍惚间我仿佛像是一个归来的游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忙活着晚饭。那顿饭不得不说是我在塔县温暖的一个开端，那晚老马很高兴，喝了一瓷缸青稞酒，给我讲了很多关于塔县的故事。这似乎是他多年来一直想完成的一个心愿，红着脖子说着这里的人，说着这里的动物，说着这里的神灵，也说着这里的过往。张茹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俩，时不时调一调煤油炉子的阀门，好让火苗不熄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