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房住不炒 理想与现实之差如何缩小(3)

　　实际上，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长期分配扭曲导致的结构性问题，如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前者低负债、后者高负债；在国企和民企之间，存在融资便利、产业进入壁垒等方面的不对称性；在居民部门，存在高收入组与其他组的人均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我想，这些问题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关键是如何让扭曲的结构回归常态，这将触动既得利益阶层，因此，说易行难。例如，上市公司数据显示，上市银行的总利润要占到上市公司总利润的近一半，能否向其他行业尤其是实体企业转移一部分利润呢？

　　尽管高层早已向银行业喊话，要求放宽对不良资产率的容忍度，如今年3月，银保监会印发《关于2019年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其中提出，在目前小微企业信贷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将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放宽至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分点。但如果对银行的考核要求没有根本变化，间接融资绝对主导的体系不变，要想把银行的部分利润转移给实体经济实在很难。

　　记得在6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如何搅动中国经济这杯沉积的液体》，说明结构性问题在那个时候已经显现了，而且政策上也试图去化解，如当时国务院出台《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简称“金融国十条”），但从实际结果看，一些结构问题已经固化，很难撼动。

　　不过，今年以来，由于减税降费带来的财政支出压力，国企直接向财政上缴的利润出现大幅增加，如1~8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非税收入增长27%，接2万亿元，与今年预期减税总额相当，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国企上缴利润。尽管如此，目前我国国企的分红率还是太低，2018年只有16%左右，国际上国企的平均分红率水平为50%。

　　因此，今后国企改革推进有望加速，因为过去靠土地财政，如果房住不炒，则今后将更多地依靠“国企财政”，这不仅会要求国企多上缴利润（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到2020年把国企的利润上缴率提高至30%），而且要减少亏损，处置僵尸企业等。

　　此外，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支出方面，今后靠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模式发展空间有限，毕竟地方已经是高债务（我们估算实际杠杆率达到60%），而中央政府的杠杆率只有16%。因此，今后不仅应该由中央政府来提高杠杆率，而且财政赤字率也应该突破3%（美国超过5%），唯有如此，才能维持经济增长相对平稳。

　　结构调整中最难撼动的是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差距过大问题。虽然房地产税、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是很有效的缩小财产性收入差距的税改方案，但实际上却很难实施。如房地产税已经试点很多年了，依然很难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