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典籍的语言运用中，文可以用来指人的服饰衣冠、身体礼节、语言修辞（《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言，身之文也”），可以用来指朝廷、宫室、宗庙、陵墓等制度性建筑，可以用来指旌旗、车马、器物、仪式等美观性事物（《左传·桓公二年》“文物昭德”），可以用来指文字、诗歌、音乐、绘画、舞蹈（《礼记·乐记》“声成文，谓之音”“五色成文”；《说文》“文，错画也”）……
人在创造社会之文的同时，也以相同的眼光来看自然——日、月、星，天之文；山、河、动、植，地之文。总而言之，当文扩展为整个天地之美的时候，它就成为一切审美对象的总称。孔子称尧舜“焕乎其有文章”，赞西周“郁郁乎文哉”，正是文作为普遍之美的表达。
作为普遍之美的文，进入春秋后发生了变化。从远古到西周，文都是美善合一的，美的外观背后有政治、伦理、神学支撑。但春秋之后，礼崩乐坏，一方面，各诸侯大夫为提升自己的地位，纷纷使用越级的礼乐（如鲁国大夫季氏用了天子的舞乐，“八佾舞于庭”）；另一方面，各诸侯大夫为了享乐，创造了新的美的类型，如大量出现的俗乐新声。
《国语·晋语》讲晋平公喜欢新声，《晏子春秋》讲齐景公耽于新声，《韩非子·十过》讲卫灵公喜爱新声。《韩非子·十过》讲了秦缪公为得到人才，送女乐给戎国；《左传·襄公十一年》《国语·晋语》都讲了郑伯为求和平，送女乐给晋侯；《史记·孔子世家》讲了齐国为了政治目的，送女乐给鲁侯。
新声是新出现的音乐，为了纯粹享乐而产生，被各国君主纳入宫廷。在春秋各国的宫廷舞乐中，无论是旧乐还是新声，都被视为享乐对象，率先开始了朝廷之文的意义转变。在社会变革的推动下，朝廷的文的体系，不断与政治、伦理、神学脱钩，成为纯粹的享乐对象。在现实中，如《左传》《国语》中所讲，服美不称，车马唯美，高台为乐，不断出现；在理论上，墨子、老庄，韩非子，乃到孟子，都把“文”看得如美人和黄金一样，只是享乐，正如《墨子·非乐》中讲到的，以音乐为代表的整个文，就是享乐。
在此进程中，只有作为语言的“文”仍然保持着文化高位。文字之美在与色、声、味等享乐之美有了本质区别之后，就包含了两种意义：一是普遍之美，二是比普遍之美更高级的语言之美。
从此，中国美学体系有了三个级别：普遍一般的众物之美，与朝廷之礼相连的政治之美，与语言之美相连的诗文之美；从此，文就成为比一般之美和政治之美更高级的美。因此，在中国美学体系中，美，可用于一切方面，文，则用于更高级的美。比如，用文质彬彬、文气诗韵等词去赞美人，比用美品位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