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朋蒂埃还不忘高度赞扬丁龙的人品“他本该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安家、为家人提供教育而感到高兴，然而，没有任何值得或适合的原因，他被剥夺了在此定居的权利，并被当地的居民动用特权而驱逐——这个特权，是如此不值钱，常常在对付蜂拥而入的流浪者、来自南欧和西亚的杀人犯，以及非洲的难民时使用。虽然他是个异教徒，但却是一个正直、温和、谨慎、勇敢和友善的人。”
当塞斯·洛校长对于以中国仆佣的名字来命名一个教席而犹豫的时候，卡朋蒂埃的回信直截了当：“丁龙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而且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遇到的出身寒微但却生性高贵的绅士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他就是一个。”
1918年2月3日的《锡拉丘兹先驱报》的报道中写到“卡朋蒂埃将军在中国呆了多年，回来之后向哥伦比亚大学赠送了礼物。据说他在中国期间，做了多种生意，由此获得了可观的利益。他回到美国的时候怀着对中国的深深敬仰，并热衷于谴责高加索人的缺点，赞美东方人的优点。”
“在返回中国的途中，卡朋蒂埃将军带了一个中国的男仆，并让他待在船上的一个头等舱包房里，这一举动引起了乘客的强烈抗议，但是卡朋蒂埃将军拒绝让他换房。”
1901年8月23日的诺斯·亚当斯抄本（North Adams）中有具体的描述：“在他（卡朋蒂埃）最近从中国回来的一次旅程中，他带着一个中国仆从，并对这个人表示出极大的尊敬，他们两个一起定下一个高级包间，以至于一些乘客提出抗议，要求这个中国人换到仆人们落脚的下等单元。但是卡朋蒂埃将军拒绝让他的仆人离开。他告诉其他乘客，他是这个中国人的秘书，而这位蒙古族的中国人则是一位有名的哲学家。于是抗议平息下去了。此后，船上的每一个人都带着极大的敬意看待将军的仆人。”
卡朋蒂埃在1901年7月20日给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一封书信中，更为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的子孙；也不是残酷和落后的中国的辩护者。其统治者的罪恶使得它在行进途中蹒跚踉跄、步履艰难。但是对我们而言，是应该去更多了解住在东亚及其周边岛屿上大约7亿人们的时候了。在我们模糊的概念中，他们似乎只是抽食鸦片、留着猪尾巴一样的辫子的野蛮的族群或崇拜魔鬼的未开化的人。”
在丁龙和卡朋蒂埃的共同努力下，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就此开始起步，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也因此成为美国最早、也是最著名的汉学系之一。
清政府听到丁龙倡议建立汉学系和捐赠的消息之后，慈禧太后捐赠了包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在内的5000余册图书，价值约合7000美元；李鸿章和清朝驻美使臣伍廷芳等人都有捐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