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雅典，同性婚姻法案支持者在中央广场集会上的反应。图片联盟/联合通讯社 迈克尔瓦拉克拉斯
由于对自由主义政策的需求较低，希腊目前缺乏自由主义政党。相反，由于极右翼政策的呼声较高，希腊出现了六七个极右翼政党，其中三个拥有议会席位。缺乏自由主义政党的部分原因是保守派政府内部自由派人士众多。政府中自由派成员的主张有时与其选举基础或议会党团不一致。这种内部分歧导致了上周发生的事件。政府推出了一项承认LGBTQ+权利的法律，得到了左翼的支持。而新民主党有三分之一的议员不支持此法律，近二十名左翼议员投了弃权票，因为他们担心自己较为保守的选区。
两周前希腊通过了一项历史性的立法，承认了同性结合，并赋予LGBTQ+人士成为父母的权利，这在希腊乃至东南欧LGBTQ+权利史上是一大进步。这一进展在一个传统上受保守价值观和东正教影响的国家，标志着向包容和平等迈出了关键一步。
推动这一立法的因素包括社会态度的转变、LGBTQ+团体和个人的不懈倡导，以及与欧洲人权标准接轨的必要性。尽管希腊的LGBTQ+活动家多年来一直在争取法律认可和平等权利，但常面临强大的社会和制度阻力。随着LGBTQ+议题在公共讨论中的能见度提高以及民间社会组织的努力，公众舆论逐渐转向支持LGBTQ+权利，尤其是结婚权。大多数希腊人反对领养权，但年轻一代，特别是女性对领养权的接受度较高。
这项法律的通过不仅使希腊与其他承认同性结合和父母权利的欧洲国家保持一致，还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即希腊正朝着更加包容和尊重多样性的方向发展。
希腊法律上承认同性结合和父母权利，这不仅关乎婚姻平等，也涉及到承认社会中多种家庭结构的存在。希腊政府意识到为所有家庭提供应有的安全和尊严的重要性，因此拓宽了法律保护的范围，包括同性伴侣及其子女。大量证据显示，法律对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者和跨性别者及其家庭的承认，对他们的福祉产生积极影响，这次立法变革正是基于这些证据。研究和个人证词显示，对LGBTQ+家庭的法律承认对心理健康、经济和社会稳定以及儿童权利保护有积极影响。
希腊在实现LGBTQ+平等方面的进步体现了自由价值观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这表明，维护个人自由、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保护人的尊严是可以引导社会向更大的包容性和多样性欣赏方向发展的基本原则。从经验教训中学到的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坚守这些价值观，以确保所有公民都能公开、真实地生活，不受歧视和偏见的影响。这些自18世纪以来一直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这项由自由派总理、保守派政党“新民主党”领导人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提出的新法，获得了希腊议会近60%议员的批准，这并非偶然，毕竟自由派在希腊取得的胜利并非如表面上那般轻松。
上周四，我在希腊议院的阳台上聆听了议员们对该法案的支持和反对意见。政府此举得到了四个较小左翼政党的支持，原本可望获得议会300名议员中243票的支持，但最终只有175票赞成。其他议员或弃权或反对。
在68名希腊议员中，有来自保守派、社会主义者乃至激进左翼的成员，他们不顾党派立场，未投赞成票。他们与极右翼和共产党——最激烈反对婚姻平权和同性恋领养权的团体——站在了一起，这也显示出希腊乃至欧洲政治格局的变化。
许多议员因担心疏远其保守选区而未投赞成票，这些选区受到希腊东正教的影响较大。尽管希腊大主教和一些主教反应温和，但一些地区神职人员的反应极为保守。比雷埃夫斯的一位主教甚至警告说，支持新法的议员永远不要回到教堂。
大多数反对法律的议员未参与辩论或投票，总理亲自提出了这一替代方案。四名内阁成员也缺席了投票。弃权的左翼议员多数反对同性恋领养权，并毫无根据地声称代孕将妇女变为“生育机器”，尽管利他代孕在希腊合法已有二十年。保守派和左翼议员在他们的论点中都将妇女称为无行为能力的孩子，这表明法律家长作风的必要性。女性的个人自主、自我拥有、自我决定以及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等概念对他们来说似乎很陌生。
不过有一些保守派议员并没有直接弃权。他们积极参与辩论，并对法律投了反对票。他们的领袖是前总理（2012-2015 年）安东尼斯萨马拉斯。人们期待萨马拉斯的发言，主要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继任者、现任总理的蔑视。但他演讲中最引人关注的亮点是他反对新法的论点。
从本质上讲，萨马拉斯是对保守党新民主党向自由党转变的反应。他甚至使用了欧美极右翼工具箱中的软性论据，即基于不宽容、伪科学、仇视同性恋和性别歧视的论据。他试图以自己一手将新纳粹金色黎明党领导人送进监狱为由，转移人们对他与极右翼结盟的指责，这对新纳粹声称对他们的审判是政治性的说法无疑是一记重拳，让任何关心希腊法治状况的人都不寒而栗。
但萨马拉斯的问题并不在于他是一个反欧洲的极右翼分子——他不是。他的问题在于他非常保守，在某些方面是反动的，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不是反欧洲主义者），他试图把党拉向自己的方向。这对保守派来说是灾难性的，但对已经向右倾斜的希腊政治体系来说也是如此。
听到同一党派的议员们用两种完全不同的话术发言，感觉很不真实。一些议员（大多是年轻男女）表达了自由和进步的观点，而另一些议员则重申了20世纪50年代初的观点和态度。显而易见，新民主党拥有两个不同的政党派系：保守派和自由派。党内的保守派大多思想陈旧，甚至与西欧的保守派（如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也不一致。他们的一些论点与极右派如出一辙。
他们反移民，热衷宗教，是传统主义者，怀疑任何自由主义改革，具有强烈的反市场偏见。他们代表了大多数保守派选民，而这些选民的偏好在内阁中代表不足。米佐塔基斯及其自由派盟友之所以能得到新民主党保守派的容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米佐塔基斯在2023年的选举中连续三次大获全胜，左翼反对派被击溃，他现在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反对他的只有支离破碎的左翼和同样支离破碎的极右翼。
他有足够的力量清除党内的极端保守派。这样做明智吗？我不敢肯定。我本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憎恶保守派的一些主张和政策。不过，我必须承认，我的内心是矛盾的。
通过吸纳保守派的声音，新民主党可以更好地代表其成员和选民的广泛观点。这种包容性能增强该党对认同保守价值观的选民的吸引力。新民主党的政策提案也会更加平衡和全面，以解决更多公民的关切。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声音都纳入党内，显示出对不同意见的开放态度，从而促进党内团结。保守派通常主张维护传统价值观和制度，这可能会引起某些人群的共鸣。将这些声音纳入党内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从而通过扩大党在不同政治派别中的吸引力来增加选举成功的机会。这也表明了党内尊重思想多样性的承诺。
此外，尽管我不愿承认，但很明显吸纳保守派观点可以缓和潜在的极端或意识形态驱动的政策，促进更加务实的治理方式。将保守派的声音纳入党内，可以成为防止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抬头的屏障。为保守派观点提供一个主流渠道，有助于防止心怀不满的选民激进化，否则他们可能会被更极端的政治运动所吸引。
另一方面，如果这些保守派的声音足够强烈，中间派选民可能会对其失望。接纳保守派的声音可能会疏远党内较为自由的基础选民，从而降低他们的热情、支持率和投票率。这可能会损害米佐塔基斯试图以零敲碎打的方式灌输的核心自由主义原则。这可能导致失去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和认同感，疏远自由派成员和选民。
一些保守派对这项法律以及其他问题的反应方式可能会导致党内分歧和僵局加剧。这可能会阻碍该党有效推进其议程和应对紧迫问题的能力，并最终削弱其选举吸引力，尤其是如果该党模糊了自己的特色，变得与极右翼政党毫无区别的话。
虽然米佐塔基斯成功地接触到了中左翼选民，目前在政治中心占据主导地位，但容忍保守派的声音可能会破坏与其他进步党或中左翼政党建立联盟的努力。这可能会削弱该党结成联盟并为共同目标而努力的能力，从而削弱其整体政治影响力和有效性。甚至可以说，为了防止保守派选民激进化而接受保守派的声音，可能会无意中使党内的极端分子更加大胆或主流化。
这可能会损害党的声誉，疏远温和派选民，破坏党的公信力。保守派观点可能不利于应对新出现的挑战，如新的社会规范、移民危机、气候变化、技术颠覆和全球化。整合这些声音可能会阻碍政党适应和有效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能力，从而限制其长期生存能力和相关性。
希腊在庆祝这一历史性的里程碑时，也需要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并全面实施这些法律，以确保它们为LGBTQ+个体和家庭带来有意义的变化。在希腊，法律上承认同性结合和父母权利仅是实现LGBTQ+完全平等和社会接纳的第一步。
在未来的道路上，需要采取多层面的策略来消除社会各界长期存在的偏见和歧视。这包括旨在提高公众对LGBTQ+议题的理解和同情的教育举措。此外，提高公众意识的活动对于挑战陈旧的刻板印象和误解、强调所有人（无论其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共同人性和尊严至关重要。
希腊最近在立法方面的进步为巴尔干半岛和东南欧在承认和保护LGBTQ+权利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希望和框架。它为希腊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其能够更坚定地沿着自由改革的道路前进，并实现其创始人的愿景：不仅成为西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成为其他欧洲国家效仿的制度典范。然而，这一雄心壮志只能作为更广泛的自由主义项目的一部分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