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着名艺术家、美术教育家，中国艺术设计大师，中国壁画运动开拓者之一，中国文联第十届造型艺术成就奖获得者，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共党员，
周令钊1919年5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1932年，13岁的周令钊考入湖南长沙华中美术专科学校。1948年，周令钊受徐悲鸿先生邀请，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教授速写、水彩和广告设计等课程。194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作为“新中国设计第一人”，周令钊在新中国形象设计上做出历史性贡献。1949年至1987年，主笔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政协会徽、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等设计；主笔设计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担任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三、四套人民币票面整体美术设计。
“在我的而立之年，我们为之奋斗十余年的新中国诞生了。从参与成立建设，到见证祖国成长强大，风风雨雨70年。如今，我已经100周岁了，唯愿我们的祖国明天更美好，我们的人民文明、健康、幸福。”
说此话时，周令钊与朋友们的小型画展五一期间正在北京展出。是庆生，是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更是一名百岁老人献给祖国70周年华诞的生日贺礼。
“他搞了许多重大的事情，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从不张扬。如果换成有的人，能参与其中任何一项，都可以‘吹嘘’一辈子了。”黄永玉说。
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戴八角帽的主席画像，国徽、共青团旗、少先队星星火炬，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甚至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的“满天星”穹顶……这些，都是他亲自绘画、设计或参与的作品。
而这，也只是他从艺80多年众多作品中的“冰山一角”。人民解放军“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大型历史油画《五四运动》、大型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油画《韶山》，记录反映新中国不同时代气息的各种招贴画、邮票、徽章，以及一些现在还随处可见的已深入普通百姓生活的各种标识……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这样评价，“他用崭新的视觉形象‘设计’了崭新的国家形象，使国家意志视觉化，反映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精神风貌。”
他，是资深的革命者。从1937年投身湖南抗敌画会，到1938年进入国共二次合作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再到1942年加入抗敌演剧队，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跟随田汉等一大批艺术名家并肩战斗，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及缅甸等战地。他还把十多个弟弟妹妹带上抗日战场，送进孩子剧团等宣传抗日。
他，是新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重要拓荒者和奠基者之一，先后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版画系、壁画系教授，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一生经典作品无数，但他更愿意把自己看成一个作画的人。“绘画，是我一生的爱好与追求，我愿意把最美的画作留在公众的视野里。”
如今，期颐之年，忆百年过往，仍然最怕听到别人称他“艺术家”，“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作品而骄傲，我只是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工作。有机会为国家做设计，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大家都说好，我就会更开心。”
1949年9月，开国大典筹备处把绘制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的任务交给了国立北平艺专。“学校决定由你来画。”艺专党委书记江丰找到周令钊，因为之前他已多次在重要会议会场布置中绘制过毛主席画像。
接到任务，距离开国大典也只有20多天的时间。周令钊不敢怠慢，带着新婚妻子——他在央美实用美术系的第一届学生陈若菊，登上了搭建在天安门城楼上东墙根的大型脚手画架。而就在两个月前，这对新人刚刚在徐悲鸿作为证婚人的婚礼上接受了大家的祝福。
开国大典前的天安门城楼安静庄严，天蒙蒙亮，执勤的小战士就能看到两个瘦小的年轻人背着画具，带着干粮水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打格、放大、调色、绘画、调整，攀上爬下、远观近改，饿了啃一口凉馒头、渴了喝一口热开水，两颗年轻的心随着新中国的即将成立而热血沸腾，“大家都很兴奋，非常愿意为一个新的中国去做事情。”周令钊曾多次提及这段往事。
“像，非常相像!”画像绘制接近尾声时，聂荣臻元帅亲临现场，他的话让周令钊吃了定心丸。画像原片是新华社摄影师郑景康在延安时期给毛主席拍摄的，“主席的风纪扣开着，显得很洒脱。”聂帅观后觉得“还是系上好”。
画像完美收工，已是开国大典前夜，回到住所还未休息，天安门便又来人。因为周总理觉得挂妥的画像下面，一行“为人民服务”的字样远看又小又花，很不协调，提议“马上改”。
天安门城楼中间门洞约8米高，主席的画像就悬挂在上面。在由三个直梯绑成的长梯上，周令钊一手拿照片、调色板，一手握画笔，再一次爬到了聚光灯下的巨幅画像前。
“像，真像!”“那是一种胜利的微笑!”听着身边师生同仁们的赞叹和祝贺，周令钊放心了，“我和若菊完成了我们人生中一个伟大的重要的工作!”
2008年周令钊绘制了彩墨画《回忆开国大典毛主席画像绘制现场》，生动地记录了那一历史时刻。“把当时的情景画下来，也算是一种纪念吧。”
坐在画案前，翻阅着面前的资料书，周令钊在“团旗”彩页图片前停留下来，用他略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说道，“刘，就是刘少奇。”“‘团结在共产党周围’是娄霜写上去的。”说完，老人又默默地笑了。
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召开。受命布置会场时，周令钊结识了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美术编辑娄霜。一天，娄霜找到周令钊，请他帮忙设计一稿“共青团团旗”。
“全国各族青年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刚听完娄霜关于团旗理念的介绍，“一颗被一个圆圈环绕的五角星”就出现在周令钊的稿纸上。
没等解释，娄霜已经兴奋地叫好，“简洁明了，太贴切了。”就这样，5分钟不到，一面鲜艳的“团旗”诞生了。
1950年，周令钊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小组成员和张仃、张光宇，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清华大学小组共同完成了国家形象中最重要的徽标——国徽的设计工作。“国徽的设计是一个集体创作。”周令钊说，自己当时提出“将一颗星改为五颗星，与国旗一致”的建议被采纳。
“五颗星给天安门赋予了新含义。天安门是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是新中国国家标志性建筑，又曾是旧时代皇城的建筑，在天安门上空升起新中国国旗的五颗星，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新中国国徽中的最基本的图形组合。”周容说父亲不止一次跟她交流过国徽上五星设计的深层意义。
参与国徽设计对于周令钊来说最值得高兴的是，他和武昌艺专时的老师高庄先生同时参与这个重要的工作。“我参与了国徽的平面设计，高庄先生担当了国徽的最终浮雕成型，我们师生二人都为新中国国徽设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1950年起，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时，年轻的周令钊承担了许多重要的国家任务，更参与了不少重要的“国家形象设计”。
翻开《周令钊作品集》，油画、丙烯画、水粉水彩、国画、壁画、招贴、插图、漫画、徽标……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艺术表现形式，承载着新中国的国家记忆、民族记忆，反映出不同时期社会大发展的生动气息，今天看来非常亲切。
“人民币第一套是在原晋察冀边区银行设计发行的，第二、三、四套是我直接参与设计的。”周令钊之前多次回忆，“1950年，时任中央美院党委副书记的罗工柳接到设计第二套人民币的任务，于是就找到我来做总体设计。”再后来，妻子陈若菊、着名画家侯一民与夫人邓澍等也陆续加入到了创作队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