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有何特别？毛泽东竟拿它与遵义会议相提并论

　　：党的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

　　在我党的历史上召开过无数次重要会议，可毛泽东为什么偏偏要将这两次会议相提并论，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呢？

　　因为这两次会议都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在中国革命面对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关头，历史性地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彻底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再一次纠正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党内以“毛泽东为首”的核心地位基本确立。在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的关键时刻，起到了拨乱反正作用，避免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时的惨痛教训。

　　对于遵义会议，之前已经专门做过介绍，本篇文章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平常了解不多，但却对党的革命事业极为重要的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当抗日战争即将全面展开的时候，远在苏联的王明忽然之间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政策”（被王明选择性传达和篡改，所以在这里加上了引号）回到了延安。

　　毛泽东带领全体政治局成员到机场迎接，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欢迎从“昆仑山”（共产国际）下来的王明回国参加革命，而王明则以不屑的口吻说：我们应该欢迎的是毛泽东！

　　因为在王明看来，他才是传承了共产国际纯正血统的“根红苗正”的中国共产党的当家人，是主人，而对于毛泽东这些从来没有到过“远方”的“泥腿子”，不过是我党临时招募来的“长工”而已，充其量只能算作客人。

　　所以，王明一到延安就开始以“钦差大臣”自居，不停地以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的名义，组织召开会议，发表讲话，不断宣扬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王明的这一政治路线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的“右”倾路线十分相似，这引起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极大担忧，同时也在党内产生了不小的思想混乱。

　　同时，王明还不屑于待在延安这个山沟里受苦喝小米粥，他要到大城市去“谋发展”。于是，他便以长江局书记的身份到了当时的国统区武汉。说是为了方便与国民党蒋介石的统一战线，实际上则是为自己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大开方便之门。

　　从此，武汉王明的长江局便开始与延安毛泽东的党中央分庭抗礼，为刚刚经历过长征苦难的党中央和革命队伍，再次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霾。

　　就在王明加紧篡党夺权的关键时刻，一向拥护毛泽东的王稼祥从苏联回来了，而且还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1938年7月初，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之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会见了王稼祥和接替王稼祥工作的任弼时。季米特洛夫对两人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

　　中央决定借此机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于是通知武汉的王明回延安开会，可是王明认为自己才是党的实际上的“一把手”，竟然提出要把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地点放在武汉的无理要求。这当然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断然拒绝。

　　王明见中央拒绝了他把会议地点设在武汉的提议，又提出自己要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报告的要求，对于王明的这个提议，中央没有直接回绝，回电说等他回来后通过会议来决定。

　　连吃了两个闭门羹的王明仍然带着满怀的希望来到延安。王明回到延安后首先约见了王稼祥，因为他现在急切地想知道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到底什么？

　　王稼祥如实将季米特洛夫的原话说给王明听，当听到“让王明不要争了”这样的话时，王明的心瞬间就凉到了极点，因为在他离开苏联的时候，季米特洛夫就给他说过同样的话，但是在传达共产国际“新政策”的时候，这些话被他给省略了。而现在就王稼祥所带回来的“新指示”来看，说明王明在延安的所作所为季米特洛夫是知道的，而现在又重复之前对他的忠告，实际则表达的是共产国际对他的不满。

　　王明还想最后一搏。想要争取到由自己来代替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新指示”，但他的企图昭然若揭，此时的党中央毛泽东又怎么可能任其继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呢？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城里的一座教堂里召开。王稼祥在会上以《国际指示报告》为题，如实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此外，会议还批判了王明在国共合作期间的“右”倾投降主义，使全党干部明确地认识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为实现党对实现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实际上，毛泽东早就提醒过王明，要警惕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的教训，而此时的王明恰恰走在当年陈独秀所走的同一条道路上，俨然已经成为了“陈独秀第二”。

　　尽管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但毛泽东从全局和是否有利工作着想，决定不调整中央政治局，仍以张闻天总负责，自己仍任政治局常委。而此时，在全党同志的心目中，毛泽东已经成为了实际上的总负责。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王明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同遵义会议一样，感到强烈不满。因为按照他的逻辑，自己本就是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到共产国际后竭力宣传中国红军和根据地的胜利，扩大了影响，不仅成为共产国际执委，而且成了执委主席团成员和书记处书记。而这次奉命回国贯彻共产国际“新政策”，六届六中全会理所当然地要恢复他中共中央一把手的位置。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但这个一把手没有做成，而且还受到了批评。

　　张闻天的提议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此时只要毛泽东点一下头，他就能当选，但是毛泽东却摇头，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不过，从这次会议之后，张闻天便以自己的方式，将毛泽东推向了党的领导核心位置，他在签署文件时，将自己的名字排在毛泽东之后，召开会议时也都把会议地点安排在毛泽东的住处，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在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张闻天本是王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但却也是最早从王明“左”倾路线中剥离出来的领导人之一，他与毛泽东的初次合作要从长征初期的遵义会议算起，而他在遵义会议上的重大作用，毛泽东也始终念念不忘。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说过：“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名下，但决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遵义会议后，也有人提醒张闻天，让他不要跟毛泽东太紧了。张闻天不假思索地回答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张闻天不仅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一边，还竭力拥护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不论是在他任党的总负责之前，还是正在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时候。

　　有一次，张闻天拿着刚起草好的决议，前去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同时对毛泽东恳切地说：“我们党和红军如果继续让博古领导，那是困难的，博古已经没有人服了，他实在不行了。”张闻天提出，在下次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应该由毛泽东接替博古。

　　毛泽东听了张闻天的话后十分感动，但还是语重心长地说：“洛甫，你的想法不全面。变换领导的事，我已找周恩来同志交换过意见，应该由你来接替博古。”

　　听了毛泽东的话，张闻天一时愣住了，连声说：“这不行，不行！”但毛泽东却笑着说：“革命分工不同么，应该由你接替博古为好！”1935年2月5日，张闻天正式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

　　在后来的延安整风中，王明为了反抗毛泽东发动的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曾找到张闻天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尤其是你，因为你的教条比我们多。”

　　张闻天一眼就看穿了王明的险恶用心，郑重地回答：“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我这次同实际接触，得益不少。”王明最终无趣而回。

　　自1933年初，毛泽东与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一座寺庙里第一次握手起，便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近30年共同战斗的生活，即便是在张闻天担总书记的十年间，他都在不遗余力地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他的这种政治品格和历史担当，在任何一个政党中，任何一段历史里都是绝无仅有的。

　　如果说，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纠正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那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是批评了王明“右”倾路线，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才会将这两次并非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称之为我党历史上的两次关键会议。

　　194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并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自此，党的最高权力平稳顺利交接。

　　在1945年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史称“五大书记”，毛泽东正式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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